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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,认为:“《新论》是有所取于台、贤的…

简介: 同时,认为:“《新论》是有所取于台、贤的…

”印度佛学以“心性不与烦恼同类”来理解心性本净,烦恼是偶然发生的,与本净的心性“不想顺”,因此称为“性寂”。

中国的佛学则以“本觉的意义来理解心性明净”,人心为万物本源,即所谓“真心”。

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,印度佛学重视人心的可能、应然层面,而中国佛学重视人心的现实、实用层面。

欧阳渐、吕瀓坚持的是印度佛学,特别是瑜伽学派的“性寂”的观念;熊十力认同的是中国佛学,特别是《大乘起信论》的“性觉”的观念。

按照欧阳渐的看法,“觉”是智慧,是用而不是体。

欧阳渐及吕瀓认为,强调“性觉”会带来两个弊端:一是以能动的功能掩盖了本体,夸张了主体性、能动性,甚至有可能煽起人们对物质追求的情欲情感;二是强调心性“本觉”,承认“本觉”心性的恒常性,就会弱化、简化修持。

太虚认为,熊十力“新唯识论”思想来源主要是禅学和宋明儒学,并且杂糅诸家、融会中西,对于唯识学也有“一蹴而踣之慨”。

因此太虚提出,熊十力的思想应当名为真心论,不应为唯识论。

太虚批评熊十力思想,虽不妨自成一派,但是在说明世间因缘生灭未能超过唯识学,而发挥体用之说也不如华严宗的“十玄”理论,“宗在反究心体”,所以,也不过是唯心的“顺世外道”而已。

印顺也曾指出熊十力的思想,对于般若学及唯识学两家,“有所取、有所破” 。

印顺认为,《新唯识论》在修持方法上,相对认同禅宗;而“即体即用”等哲学理论,是他自悟并取证于《大易》的独到之处。

同时,认为:“《新论》是有所取于台、贤的…

”印顺又说,《新唯识论》的玄学,虽是体验的产物,但受到禅宗的影响,于禅宗极为推崇。

《新唯识论》虽标榜“自家深切体认”,高谈性智,但是,从实践的方法说,重禅定而薄明慧。

可见印顺认为佛学思想中,台、贤、禅宗对“新唯识论”的影响远大于唯识宗。

从上文可以看出“新唯识论”与唯识学的区别,乃在于佛学思想的路数根本不同,精神取向和思维方式根本不同。

熊十力融会儒佛,成一家之言,但在思想倾向和学术路径上接近于真如系统,即中国化的佛学宗派台、贤、禅宗。

在本体心性论上的表现,即是唯识论强调作为本体的心性之德性乃“寂”“静”,而新论则主张“寂”“静”必须融摄“动”“有”,甚至认为,正是在拓展现实层面的过程中,在世间追求中,在外王事功的建树中,更能挺立道德自我。

这一点体现了熊十力在中国走向近代与现代的现实要求的背景下,活化“性寂”“性净”说的苦心。

也正是因为这种时代诉求,熊十力在心性修养论上,认同《大乘起信论》所讲的“心性本觉、妄念所蔽”,借突出“觉”的功能意义,强调了主观能动作用。

4后世对熊十力“融会儒佛”思路的反思熊十力对唯识学的特别关注,有其特定的时代因素。

在这种形势下,中国传统思想受到严重的冲击,传统儒家经学的地位发生动摇,中国士人阶层不再专守儒家,一方面了解、学习西方文化与科学,另一方面,也在积极寻找可与之对抗的本土文化,消解西方文化带来的民众文化认同崩溃。

中国古代奉行千年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,在面对传统社会全面崩坏的局面时,显现出一种无力感,以往居于地位的传统道德价值基本土崩瓦解,社会形成了一个“文化空缺”的时代。

佛学,尤其是近代重新传回中国的唯识学,却正好满足这两种需求。

因此,在这两种需求的夹逼形势之下,佛学被当时学者所重视,并且迅速勃兴。

熊十力的《新唯识论》走的仍然是佛教中国化的发展理路,是沿着《大乘起信论》—台、贤、禅—宋明理学的路子继续发展。

熊十力借助唯识学的思辨,批判佛学的本体论、心性论及方法论。

熊十力挺立儒学所推崇的人本主义思想,积极入世有为的人生态度,批评佛学的出世思想,消解佛学的宗教内核,转为内圣外王之学。

熊十力在批判唯识学的同时,对于中国化的佛教宗派,诸如台、贤、禅,多有肯定与吸收。

中国佛学的这些基本观点,都可以在“新唯识论”中发现痕迹。

吸纳佛学,改造儒学,本是宋明理学家创建理论时的重要方法。

宋明理学家期盼借助佛学的精深理论改造儒学,试图对于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根据做形上学论证。

这种道德形上学是宋明理学的基本内核,是宋明理学家的基本理论取向。

在融会儒学的条件下,成就了宋明理学。

熊十力所处的时代,面临着西学的冲击,他对于佛学的批判,目的在于回应西学。

熊十力强调“先立乎其大者”,这个“大”是绝对的、自明的。

忽视逻辑论证,直立本根,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,但是,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弊端。

熊十力以回应佛学的迂回方式回应西学,所得出的结论仍然是人文主义哲学和道德形上学。

架构在这种道德形上学的“外王学”,相较于佛学来说,确实有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。

应对西学的冲击,应当有更深的思考,并不能完全照搬宋明理学“化佛”的道路。

结语:熊十力相较于他之前的学者,对于西学有更多的了解,但是,他没有正确认识到自然科学的意义所在。

同时,熊十力也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哲学相较于西方哲学的不足之处,对于西方哲学的优缺点并没有进行客观、深入的评判。

熊十力依旧以传统的思维方式、理论范畴建立哲学,企图以此应对西学,其成果也只能是有限的。

近现代中国学者回应西学的过程,就是中国哲学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。

但是,回应西学,并不能单纯将西学放置在中国哲学的对立面,对其简单地评定;同时,也不应该对中国传统思想简单地褒贬。

无论对待中国传统思想,还是对待西学,都应当有更为谨慎、更为科学的态度和标准。

诸如以熊十力为代表的那一代人,急于满足时代要求,急于应对西学冲击,急于再造中华文明,“仓皇应战”,最终出现诸多“半成品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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